刚刚过去的5月份，银行业罚单数量和金额较上月出现阶段性回落，但重点领域违规问题依然突出。

        日前，券商中国记者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官网梳理，5月监管部门共对91家银行及分支机构、相关责任人开出341张罚单，合计罚没金额1.02亿元，受罚银行数量、罚单总数和罚没金额环比分别减少37家、69张和36.65%。

        从监管主体看，金融监管总局及其派出机构仍是处罚主力，开出罚单278张，罚没6707.97万元，占比81.52%;央行及其派出机构开出51张，罚没3236.91万元;外汇管理局开出12张，罚没276.76万元。

        尽管罚单总量回落，但信贷业务违规仍占据主导，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罚单激增，折射出部分银行基层内控执行漏洞与合规管理短板未根本改善。

        年内累计罚没8.72亿元

        券商中国记者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梳理，今年5月罚单数量和罚没金额分别较4月环比下降10%和34%。

        综合2026年银行业罚单数据，截至今年5月末，年内共有476家银行及277名银行负责人领取监管罚单超2470张(含个人罚单)。2026年前5个月，银行业罚单金额已近8.72亿元，其中机构被罚8.52亿元，个人被罚金额也超1971万元。

        从银行类型看，农村金融机构及中小银行仍是5月处罚的主要对象。农商行以108张罚单、3484.31万元罚没金额双双位居各类型银行之首，分别占当月总量的31.67%和34.1%，且罚单数量较上月有所增加。

        其他类型银行方面，国有银行、城商行紧随其后，各领87张和56张罚单，罚没金额分别为2423.08万元和1737.13万元。股份制银行被罚35张，罚没1324.62万元;村镇银行28张，罚没539.7万元;政策性银行6张，罚没75万元;外资银行1张，罚没15万元。

        综合农商行、村镇银行、城商行、农信社及民营银行等中小银行，其罚单数量占比已超过五成，合规压力不减，反映出中小银行在风险管控、内部治理和人员管理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泉州银行被罚625万元单月居首

        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数量，地域分布上，江西、安徽、广东三省银行罚单数量位列前三，分别为51张、39张和39张，合计占比近四成;福建、浙江分别以28张、24张居第四、第五位，山东、陕西各15张，山西12张，湖北10张。

        从罚没金额看，福建银行业以1971.04万元居首，主要受泉州银行625万元大额罚单拉动;浙江省银行合计1658.74万元、江西省银行业合计被罚938万元处于第三，广东913.56万元、安徽655万元亦处于高位。

        被罚金额较高的地区中，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分支机构占比较高，显示监管部门对重点区域大中型银行的展业合规要求持续从严，地域分布与机构类型呈现交叉特征。

        大额罚单方面，5月百万级以上罚单28张，合计罚没5951万元，占当月总罚没金额的58.2%，较上月减少19张。其中，农商行大额罚单9张、金额2132万元，国有银行8张、金额1411万元，城商行和股份制银行分别为3张997万元、4张860万元，村镇银行1张160万元。

        具体来看，泉州银行因贷款三查未尽职、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非法吸收存款、未按要求办理汇票承兑贴现及监管数据不完整不真实不准确等七项违规，被泉州监管分局处以625万元罚款。

        农商行方面亦有大额罚单，浙江富阳农商行因贷款三查未尽职、贷款管理不到位、个人贷款被违规挪用、信贷资金被挪用于限制性领域等，被浙江监管局处以470万元罚款。

        股份行方面，渤海银行郑州分行因发放无实际用途存单质押贷款虚增业务规模、贷款三查不到位、贷款资金被挪用、滚动开票虚增规模、票据业务未严格审查贸易背景真实性、贴现资金回流出票人股东等，被河南监管局处以350万元罚款。

        10名银行职员被终身禁业

        信贷业务违规依旧是银行受罚的首要领域。

        5月相关罚单达222张，占总罚单数量的65.1%，虽较上月减少38张，但绝对数量仍处高位，案由分布显示“贷款三查未尽职”高达139张，违规办理及发放贷款46张，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38张，违规处置或掩盖不良资产7张，保理融资业务违规2张。

        贷款资金被挪用、贷前调查流于形式、贷后管理不到位、超企业实际需求发放银团贷款等问题频发，反映出部分银行在信贷全流程管理中的尽职调查、风险识别与贷后监控环节存在系统性漏洞。

        值得关注的是，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成为5月增长最快的违规类型，相关罚单达50张，较上月增加40张，环比激增，具体案由包括因过失泄露客户信息、员工从事违法活动等。此外，票据业务违规罚单21张，也较此前明显增长。

        内控制度不健全、数据报送与治理违规、支付结算业务违规、反洗钱业务违规等领域罚单较多，均显示监管对操作风险、数据质量与合规底线的持续关注。其中反洗钱和数据治理罚单回落，或表明前期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但票据和员工行为领域风险抬头需引起警惕。

        5月央行开出的罚单中，农业银行佛山分行因违反金融统计、支付结算、国库、征信、反洗钱、金融科技业务管理有关规定，被警告并处罚款180.32万元;邮储银行厦门分行因违反征信、国库、金融统计、账户管理及客户尽职调查等规定，被警告、通报批评并处罚款182.27万元，显示数据治理与支付结算领域的合规要求仍在持续收紧。

        在落实“双罚制度”上，个人追责力度未减。今年5月个人罚单206张，警告是最主要处罚类型，但多名从业人员受到禁业处罚。据统计，有10人被监管终身禁业，另有9人被处以1年至12年不等的禁业处罚。

        其中，泉州银行有关责任人林某某因对该行贷款三查未尽职、非法吸收存款、票据违规、数据报送违规等负有责任，被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福安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相关责任人练某某因员工行为管理不到位、贷款三查制度落实不到位，被终身禁业。

        此外，天津银行相关责任人朱某某因贷款三查不尽职、员工管理不到位及员工从事违法活动，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12年。此外，建设银行酒泉分行、湖南分行，上海崇明沪农商村镇银行，安徽霍邱农商行，浙江缙云农商行等多家机构均有责任人被终身禁业或处以长期禁业，显示出监管部门对重大违规案件中个人责任的穿透式追究，试图通过强化个人问责倒逼机构完善内控。

        5月28日，周六福(06168.HK)售卖不合格银手镯被罚一事在市场引发舆论风波。

        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示信息，今年5月，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查实，周六福销售的足银手镯质量不达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被认定为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相关法规，监管部门对周六福作出没收违法所得231.17元、罚款739.75元的处罚，合计罚没金额970.92元。

        这并非周六福首次被官方“点名”。

        据有关部门披露，2025年10月，公司旗下的深圳市周六福零售电商有限公司因广告违法，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监管局罚款2025元。

        更早的2023年，周六福一门店因收费时存在“反向抹零”被消费者举报，南通市崇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立案调查后，发现周六福在两笔交易中存在多收消费者价款的情况，最终被罚款1000元、没收违法所得1.12元。

        资料显示，周六福于2025 年6月在港交所上市，发行价定为每股24港元，上市仅8个月便跌破发行价。截至5月28日收盘，公司股价报17.41港元/股，对比2025年9月创下的55.294港元/股(前复权)阶段高点，股价区间跌幅已接近七成，资本市场信心持续走弱。

        业绩方面，在2025年金价高位震荡、珠宝消费市场整体分化承压的行业背景下，公司全年营收58.34亿元，同比增长2%;归母净利润7.7亿元，同比增幅为8.48%。

        亮眼业绩背后，渠道销售却出现明显分化。

        周六福主要采用加盟、自营(包括线上线下零售等)两大经营模式，2024年两类渠道收入占比基本持平，2025年占比变为四六分，加盟渠道走弱。数据显示，去年加盟模式收入同比下降19%，仅23.33亿元，较上一年少卖超5亿元。整体营收能够维持微增，主要得益于线上销售同比增长29%。

        加盟收入下滑直接反映出线下门店的规模收缩。

        截至2025年年底，周六福拥有3440家加盟门店，而上年末这一数字为4038家，全年净减少598家，闭店率逼近15%。公司对此解释，因外部环境、消费市场和政策影响，黄金珠宝行业延续调整行情，加盟业务受到一定程度冲击。

        制表：左宇

        事实上，门店收缩已是行业普遍现象。

        受金价走高、终端消费意愿降温影响，去年国内头部珠宝黄金品牌均在精简线下布局，主要淘汰三四线城市弱势商圈的低效门店。过去一年，周大生(002867)净减少529家门店，中国黄金(600916)净减少925家门店，老凤祥(600612)减少483家销售网点。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官网集中曝光了8起私户收款偷税案件，其中内蒙古伊东集团西乌素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简称“西乌素煤炭公司”)的偷税细节引发关注。

        据税务总局网站披露，西乌素煤炭公司煤炭销售均价显著低于市场价以及公司销售收入波动异常剧烈引起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注意。在查出该公司煤炭实际运输体量远大于其申报销售数据后，税务部门对该公司进行立案检查。

        经查，2019年至2023年间，西乌素煤炭公司通过员工及其亲属的私人账户收款、在账簿上少计收入等方式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申报，少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费共计2.17亿元。稽查部门还发现，该公司将品质更优的原煤伪装成价格低廉的“工程煤”对外销售，将差价直接转入私人账户，仅此一项就少计收入2674.10万元。

        在确凿证据面前，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永宽承认了违法事实。2025年10月，鄂尔多斯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依法对其作出追缴税费款、加收滞纳金并处罚款共计3.69亿元的处理处罚决定，目前已追缴入库2.54亿元，剩余部分正进一步追缴。

        天眼查信息显示，西乌素煤炭公司最终由内蒙古伊东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伊东集团”)100%控股。伊东集团成立于1985年，前身为原国有企业准格尔旗煤炭工业公司，现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公开资料显示，经过近40年发展，该集团已形成煤炭、化工、非煤三大产业板块，设有7个职能部门、10家一级子公司，总资产超过400亿元，员工近万名。

        在经营规模上，伊东集团煤炭核定产能2670万吨/年，洗选能力2300万吨，拥有窑沟、神山、古城三大矿区。近年来营收保持在200亿元以上，2024年以262.24亿元位列内蒙古民营企业100强第7位，2025年居该榜单第8位，连续四年位列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伊东集团长期以来在社会公益领域投入不小。据官方资料，集团累计在村企共建、捐资助学、扶危济困、抗震救灾等公益事业中投入资金近5亿元。先后被评为全国社会扶贫先进集体、“万企兴万村”乡村振兴行动优秀企业。 在组织架构上，集团专门成立了伊东公益基金会，业务范围涵盖灾害救助、济困助医、助老助残、助教助学等领域。

        今年以来，监管部门从严整治证券行业各类违规乱象。据统计，截至5月20日，今年以来券商合计收到97份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较2025年同期的90份小幅上升。与此同时，处罚力度和追责范围均全面升级，机构与从业人员同步受罚、存量项目回溯严查成为监管常态。

        严监管态势凸显

        截至5月20日，今年以来监管部门累计向券商下发97份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共计41家券商、52名从业人员被问责处罚。

        分机构主体来看，金融街证券以7份位列第一，违规问题集中于经纪业务领域;中泰证券、中山证券紧随其后，均为6份，多为经纪业务、投行业务合规不足;华林证券、信达证券、德邦证券等多家券商均不少于3份。

        总体来看，今年以来监管部门追责呈现三大特点：

        一是追责频次较高，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月均下发约20份。

        二是追责力度加大，以中天国富证券一案为例，涉案券商被罚没金额达4305万元。

        三是追责时效拉长。例如，深圳证监局于3月18日表示，华林证券作为亿利洁能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机构，在履行持续督导职责过程中存在核查程序不充分等问题。深圳证监局对机构和3名保荐代表人均采取出具警示函的措施。

        投行经纪成整治重点

        从违规案由来看，投行业务与经纪业务成为券商被罚的。

        此次涉投行业务违规的监管函、行政处罚决定书共计34份，违规问题集中体现为尽职调查履职不力、内部管控失效、上市后持续督导缺位，监管追责更是直接穿透至保荐代表人层面。例如，中金公司保荐代表人石一杰、严焱辉因在理工导航科创板IPO项目中，对发行人股东股权代持情况核查流于形式，出具的核查意见与实际情况不符，被上交所予以监管警示。

        监管触角延伸至券商承销保荐、持续督导、资产受托管理等全业务链条，贯穿项目立项申报、上市发行、后续资本运作全流程。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马宏伟表示，券商作为资本市场关键守门人，在尽职核查、持续督导、内核风控等履职环节绝不容松懈敷衍。

        今年以来，涉券商经纪业务领域的监管函共计27份。相较往年，今年以来整治靶向更精准、违规案由更细化，监管主要针对营销费用管控疏漏、证券投顾违规展业等乱象。1月15日，金融街证券一日连收7份监管函，其机构、下属营业部及相关负责人，存在违规拓客、私售非本机构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同样是监管部门严查重点，今年以来下发的相关监管函与行政处罚决定书达5份。2月13日，湖北证监局开出重磅罚单，天风证券在当代集团控制下，通过自有资金、客户资产、私募产品、逆回购等复杂手段，累计为股东及关联人提供融资逾90亿元，导致2020年至2022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湖北证监局拟对天风证券及当代集团合计处以2500万元顶格罚款，对9名相关责任人合计罚没3480万元。

        多维追责筑牢合规底线

        在严监管态势下，券商行业监管导向迎来深刻变革。综合受访律师观点，行业整治主要呈现三大发展趋势。

        首先，合规已从成本负担转变为准入门槛。在马宏伟看来，过往行业普遍存在重规模扩张、轻合规风控的发展思维。如今监管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合规风控能力超越体量增速，成为券商稳健经营、立足行业的核心底气。

        其次，“双罚并举”监管模式全面落地。实现机构与从业人员双向追责，彻底破除以往机构担责、个人免责的侥幸心理。既压实机构主体与直接责任人责任，也打通内部层级监管边界。

        最后，从严落实终身追责机制，存量项目回溯倒查已成常态。北京盈科(海淀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琳认为，监管部门频频复盘往年存量项目，标志着监管触角已从前端事前审批，延伸至存续期督导与事后回溯核查，全链条问责机制持续强化。

        “全方位、全周期的监管约束，倒逼券商彻底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全面完善全流程风控体系。”刘琳表示，对券商而言，推动合规由经营成本向发展价值转型，搭建全员参与、贯穿业务全流程的风控体系，从源头严控高风险项目，方能在常态化严监管环境下实现稳健经营。

        5 月15日，北京证监局披露5张罚单，国都证券因在公司债券承销个别项目中，未审慎核查发行人主要客户变动、销售收入真实性，以及应收账款、存货对应的工程项目真实性，被采取监管谈话措施。此外，该公司项目负责人扈海天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禁业 1 年;3 名项目组成员收到警示函。

        这已是国都证券当月第二次被罚。5月11日，国都证券还公告称，因受托管理的“H22国厚1”公司债券部分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不及时，2023年、2024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不准确，被安徽证监局决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国都证券的6张罚单，仅是证券行业严监管态势的一个缩影。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19日，年内证券行业已有48家券商被罚，合计处罚记录为152条，同比增加20条，合计罚没金额约为1.33亿元，同比增长95.69%。

        近年来，证券行业严监管已成为常态，平均“每日一罚”，甚至更频繁的情况屡见不鲜。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券商罚单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2021年为286条，2022年与2023年均突破400条，2024年攀升至653条的峰值，2025年则回落至400条。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蓬博指出，这一现象本质上是资本市场深化改革与风险防控双重要求下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面注册制落地后，监管对中介机构“看门人”职责的要求显著提升，重心已从形式合规转向实质履职;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剧导致部分券商在业务拓展中放松风控标准，引发操作、道德及合规等多重风险。

        中小券商成被罚“常客”

        企业预警通数据显示，2026年年内证券行业的罚单几乎覆盖了从头部到中小券商的各类机构。从券商今年的罚单数量来看，天风证券以11张居首，紧随其后的是金融街证券(8张)、华林证券(7张)、国都证券(6张)、中山证券(6张)和江海证券(5张)。

        湖北证监局对天风证券下发的多份罚单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因2020年至2022年期间违规为股东“输血”等行为，导致多年年报存在重大遗漏，构成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及相关责任人被处以罚款合计逾3000万元，多名时任高管被公开谴责或终身市场禁入。二是公司经营管理、内部控制与合规风控存在缺陷，包括部分员工推介非公司代销金融产品、违规销售私募基金等，公司被采取暂停开展代销私募金融产品业务2年、责令处分有关责任人员并报告结果、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

        中天国富证券的罚单金额为前5个月单笔之最，也遭遇了最严重的“资格罚”，其在担任东旭光电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财务顾问和主承销商期间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未勤勉尽责，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员被罚没合计逾4305万元，同时被暂停财务顾问业务许可6个月，成为今年以来投行业务领域被处罚力度最重的券商。

        中小券商已成为罚单榜上的“常客”，但今年以来亦有头部券商被处罚。比如中信建投因证券发行保荐个别项目中存在违规行为被北京证监局出具警示函，国泰海通场外衍生品业务、投行业务等存在违规行为被上海证监局警示函。

        王蓬博指出，头部券商主要风险集中在投行业务的历史项目追责及跨境业务合规;中型券商多面临经纪与资管条线交叉违规问题;小型券商则集中暴露在营销宣传、适当性管理及员工执业行为等基础合规环节。

        从处罚力度看，出具警示函是主要的处罚方式，占比超六成，其他处罚包括责令改正、警告、监管谈话、通报批评等，部分严重违规面临升级惩戒，比如停止相关业务的展业资格等。此外，机构与个人双罚已成常态，个人罚单占比为53.95%，去年同期为55.4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德恒证券合规与监管法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周永强表示，2024年新“国九条”明确要求压实中介机构“看门人”责任，建立中介机构“黑名单”制度，坚持“申报即担责”。行业的监管态势发生改变：一是行政处罚数量及力度加大;二是丰富行政监管措施，除了行政处罚之外，监管机构亦通过警示函、责令改正、监管谈话、记入诚信档案等行政监管措施，对券商予以监管;三是开始出现暂停债券承销、保荐资格等资格罚类型;四是秉持机构与个人“双重追责制”;五是坚持“穿透式监管、全链条问责”，对券商发行保荐与承销、持续督导、内核质控、经纪业务等全链条业务予以监管。

        王蓬博认为，高频处罚正在重塑行业生态，头部券商加速合规科技投入，中型机构被迫收缩高风险业务条线，小型券商则面临生存压力，部分甚至启动合并或转型，后续监管将更强调穿透式问责，重点覆盖信息系统安全、客户资金隔离、从业人员执业行为、反洗钱机制以及投行业务底稿真实性等领域。同时，分类监管将进一步细化，合规记录将直接影响券商分类评级、业务资格乃至资本补充能力。

        经纪业务成最大雷区

        据经济观察报记者梳理，证券行业的违规重心已出现迁移：2023年至2025年，投行业务是最大“雷区”;而2026年最新罚单数据显示，经纪业务已成为违规最集中的领域。2026年以来，涉及经纪业务的处罚达63条，从业人员私下接受客户委托买卖证券、违规提供融资、营销宣传不规范等长期存在的乱象，正在持续受到处罚。

        经纪业务屡遭罚单，也与一线营业部面临的经营压力相关。比如西藏证监局对华林证券开出的罚单中，详细列举了与第三方机构分佣、营销方案激励与开户数量直接挂钩等情形。银河证券长沙一营业部因客户经理异地展业且不考勤、对首发基金销售实施过度激励被出具警示函;中山证券存在对分支机构及从业人员管理薄弱、营销宣传不规范、与互联网第三方平台营销合作管控不到位等问题。

        从经纪业务被处罚的违规案由看，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违规和违规提供证券融资融券服务排在前三。

        针对经纪业务领域频繁出现的展业违规问题，政策端正在持续“打补丁”。5月15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公告，就《证券公司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规范》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详细说明了适当性管理程序，包括了解投资者及分类、了解产品或服务及分类、适当性匹配、风险揭示及留痕、内控管理等全流程的处理要求。

        在严监管的基调下，从总部到营业部、从高管到一线员工、从投行到经纪、从传统业务到衍生品的全链条问责体系正在形成，行业面临的合规压力将成常态化，券商的应对也逐渐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构建全流程合规体系。

        周永强指出，券商的合规举措应聚焦以下方面：在投行业务中，需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充分履行尽职调查职责，及时核查异常事项，全面归档工作底稿，落实内核意见并强化持续督导核查力度;在经纪业务中，应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义务，加强交易资金异常监控，完善客户回访、投诉及全流程留痕制度;在内部控制与廉洁从业层面，则需建立健全合规体系，强化利益冲突识别，实时监测员工执业行为并排查廉洁风险。

        随着2025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结束，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偏离的问题集中暴露。近期，交易所密集下发监管函，对多家业绩预告“失准”的上市公司予以监管关注。

        据上海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至少8家公司因业绩预告与经审计年报数据存在重大差异收到监管函，涵盖业绩大幅下滑、由盈转亏、亏损显著扩大等情形。此外，有公司实际业绩与预告相差较大，并被“*ST”。业绩预告频频“失准”并非偶然，背后多与会计处理不规范相关，显示出部分上市公司内控与治理存在短板。

        业绩预告虚高

        由盈转亏引起监管关注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虚高”、实际业绩大幅下滑，成为本轮监管关注的重点。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至少已有8家A股公司因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不准确问题收到监管函。其中，林州重机、药易购等公司前期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发生盈亏性质变化。

        林州重机2026年初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850万元至1200万元。4月28日，公司公告将预计净利润修正为亏损4500万元至4900万元。此后，公司披露2025年度经审计净利润为亏损4744.07万元，预告与实际业绩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公司因此收到深交所出具的监管函。

        除了业绩盈亏反转的情形，另有多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与实际业绩存在较大偏差，双枪科技、常山药业、太极股份等均在列，相关公司均因业绩预告偏差收到监管函。

        以太极股份为例，公司2025年业绩大幅不及预告且差额显著。公司2026年初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亏损3.3亿元至4.95亿元，4月29日晚披露的年报显示业绩实际亏损高达7.63亿元。这一数据变化引发市场强烈反应，公司股价在4月30日跌停。由于业绩预告与年报净利润存在重大差异且未及时修正，太极股份被深交所出具监管函。

        汉嘉数智业绩预告则出现“一增一减”。公司今年1月披露，预计2025年归母净利润为3500万元至450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4000万元至5000万元。据2025年年报，公司2025年经审计净利润为7180.97万元，扣非后净利润为亏损1764.85万元。

        业绩“失准”触及红线

        多家公司被“*ST”

        记者关注到，部分上市公司因业绩预告与实际数据偏差过大，最终触及退市风险警示红线，在年报披露后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即被“*ST”。

        *ST实达(原“实达集团”)1月30日披露，预计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3.15亿元至3.65亿元。4月，公司更正预告数据，将2025年度预计营业收入调减至8000万元至1亿元。

        年报显示，*ST实达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8813.98万元，低于3亿元，归母净利润亏损1.46亿元。因2025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公司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又如，*ST网达(原“网达软件”)1月提交的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50亿元至3.30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规模较小。上述数据因较为接近财务类退市风险警示指标，公司一度受到监管问询，要求其补充披露各业务板块前五大客户情况、减值计提充分性等信息。

        此后，*ST网达发布修正业绩预告，预计2025年营业收入为2.5亿元至2.6亿元，低于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从预计盈利修正为亏损状态。年报显示，公司2025年扣非归母净利润为亏损139.77万元，营收为2.56亿元，低于3亿元，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值得关注的是，*ST实达、*ST网达在业绩修正预告披露后，均连续多个交易日跌停。此类案例表明，业绩预告并非简单的经营数据测算，而是关乎市场稳定、投资者保护的关键信息披露环节，一旦失准，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会计处理失范

        专项审查需到位

        为何上市公司业绩预告频频“失准”?

        记者调查发现，预告业绩与实际业绩背离包括以下原因：一是减值计提，包括商誉减值、存货减值、信用减值等;二是涉及收入确认与项目成本重新核算;三是公司经营生产中突发事项导致相关费用增加。

        以中富通为例，公司在业绩预告更正公告中表示，此次业绩调整主要因为调减子公司福建天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相关项目收入，并据此补充计提商誉减值。同时，结合行业技术迭代、市场环境变动及期末资产实际情况，公司对存货及合同履约成本开展全面清查与减值测试，相应补充计提跌价准备。

        上市公司收入确认方法的调整，也成为业绩“变脸”的重要推手。例如，*ST实达经与年审会计师事务所沟通，公司决定对部分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为“净额法”，并因此调减2025年度预计营业收入超过亿元。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多由企业财务部门独立主导编制，会计师一般不深度参与。财务部门会自主选定会计估计方案并设定参数，后续事务所审计时虽认可整体逻辑，但往往会重新审慎调整参数，参数取值差异直接造成预告与审定业绩出现偏差。”专业财会从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针对业绩预告“失准”现象，业内专家与法律人士分别从投资者保护、公司治理层面提出建议。

        上述受访财会人士认为，投资者规避业绩变脸风险，核心可聚焦两点：一是核查公司内控，重点查阅历史是否频繁出现业绩预告大幅修正;二是甄别管理层履职能力，可通过业绩说明会、过往经营目标达成率等进行综合判断，优先选择治理成熟、管理层稳健靠谱的企业，有效规避业绩暴雷风险。

        在公司制度层面，有律师建议，在董事会之外，进一步强化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职能，由外部董事担任召集人，负责业绩预测偏差的专项审查。同时，建立业绩预告准确性考核机制，将预测偏差纳入管理层绩效考核。

        险企偿付能力报告披露的指标越来越精细，期末个险营销员数量首度在险企偿付能力报告中集中披露。5月12日，据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今年险企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中，67家险企披露了个险营销员规模指标。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67家人身险公司披露的个险营销员合计达212.6万人。

        2019年，中国保险代理人站上912万的巅峰。彼时，人头攒动的早会、激情澎湃的誓师大会、陌拜扫楼的身影遍布大街小巷，保险业似乎正享受着“人海战术”的狂欢。七年后的2026年，数字定格在212.6万，即便考虑到还有多家人身险公司没有披露数据，真实总数略高于此，这条下滑曲线依然令人唏嘘。

        当“人海”退去，保险业正在攀爬一座新的高峰，从拼人数转向拼人效。站在2026年回望，这场长达数年的“大洗牌”走到尽头了吗?代理人数量的“底”在哪里?那些留下来的人，又将面临怎样的市场?

        人力收缩步入筑底期

        陈杭(化名)的朋友圈里，至今还保留着那张六年前的合影。照片里的30多位代理人占满了早会的讲台，每个人都笑得格外灿烂，那是他带团队最风光的时刻。

        “团队最多时35人，现在出勤人力只有6人。”他语气平静，像是在说一个与他无关的统计数字。但数字背后是活生生的人，那些曾经一起早会、一起陌拜、一起喝酒的搭档，如今大多散落在不同的人生轨道里。

        陈杭的感受正是行业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67家人身险公司披露的个险营销员合计212.6万人。这是一个不太全面的数值，另有多家人身险公司未披露一季度偿付能力报告，其中不少拥有规模可观的个险队伍。换言之，全行业的真实代理人数量应该大于212.6万人。即使如此，与2019年的912万人巅峰相比，盛况终究已成往事。

        在超900万人的狂欢年代，有谁想过有一天这个数字会跌破300万、跌破250万?目前，长达数年的行业“大洗牌”结束了吗?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分析，目前的规模不一定是“底”，但近两年来代理人数量下降幅度大大降低，从前些年的超过两位数的降幅到目前的个位数的降幅。

        从近期变化来看，头部五大上市险企个险代理人合计从2025年底的133.34万人增至2026年一季度末的137万人，增加近4万人，这一数据也被解读为止跌回稳的信号，行业的最低点可能就在不远处。

        对于未来代理人规模与格局，一位保险中介行业资深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行业的“清虚提质”将持续到这两年，直到稳定在200万—300万人的质优生态。

        专业化转型重塑队伍

        作为行业“老人”，在陈杭长达十多年的从业生涯里，他最清楚这江水冷暖交替的模样。他见证了一个队伍的瓦解，也窥见了另一批“精英群体”的逆势崛起。他直言，在行业剧烈洗牌中，能留下来并成为绩优标杆的人，往往有着超越业绩的信念。

        个险代理人数量背后，是行业供需两端共同作用带来的结构性平衡。

        从供给端来讲，在转型的大潮下，平安人寿、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头部险企率先突破，纷纷推出适合自身的新型个险代理人计划，转型的核心指向的是人才招募从“广撒网”转向“优中选优”，能力要求从“产品推销”转向“综合顾问”。毫无疑问，这场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核心的转型，不仅重塑了个险代理人的职业价值与发展模式，更重构了保险业的服务生态与竞争格局。

        就需求端而言，市场需求的迭代升级，也倒逼代理人专业属性持续强化。随着居民财富管理需求觉醒、老龄化加速推进，消费者对保险的诉求不再局限于基础保单配置，而是延伸至健康管理、养老规划、财富传承等全生命周期综合服务，对代理人的专业知识、综合服务能力提出更高门槛，也自然筛选掉专业能力薄弱、仅靠推销获客的低端从业者。

        此外，从监管层面来看，近年来监管部门持续引导保险行业回归保障本源，严禁粗放式增员、无序竞争，要求险企聚焦队伍质量提升，规范代理人执业行为，倒逼行业摒弃短期逐利思维，走长期稳健的发展之路，提质转型是监管政策下的硬性要求，更是行业合规发展的底线。

        转型成效已在经营数据中逐步显现。多家上市险企虽然整体代理人规模较峰值大幅回落，但核心绩优人力占比稳步提升，人均产能、人均新业务价值实现连续增长。如2025年中国人寿个险渠道一年新业务价值同比提升25.5%;平安代理人渠道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10.4%，人均新业务价值同比增长17.2%。与此同时，队伍留存结构持续优化，高学历、年轻化、有多元行业背景的新生代从业者加速入场，逐步替代传统低产能人力，成为支撑个险渠道稳健发展的中坚力量。

        头部公司正在用真金白银争夺复合型人才，招募门槛越来越高，这是行业的长期趋势还是一种短期的精英化窗口?杨泽云直言，争夺高门槛复合型人才是长期趋势。一是保险公司在人员下降的同时仍保持保费总量的增长，意味着高门槛复合型人才带来了人均保费的上涨。二是监管趋严，《金融机构产品适当性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对保险代理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门槛。未来，只有高门槛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更加专业、切实从客户利益出发，销售合适的产品。

        但上述转型路径并非对所有公司都行得通。对于中小保险公司而言，个险渠道并非必选项。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副秘书长宋占军表示，对中小保险公司来说，个人代理人渠道并不是必选渠道，各家公司还是要结合自身历史沉淀选择渠道建设。

        “这种路径较难复制，因其资金、品牌等资源有限，难以支撑高门槛招募和培养复合型人才。”业内人士补充道。

        渠道格局生变

        曾经，个险渠道是拉动保费和价值增长的主力，但在这两年银保的强势表现下，身处转型期的个险的式微更加突出。尤其是今年，“银保新单超越个险”“银保夺回C位渠道”的讨论多次在业内上演。

        面对这一现实，不禁让人思考，个险渠道是否还能“东山再起”?从业内观点来看，个险渠道一直是行业的基本盘。东吴证券研报分析，当下国内个险渠道依旧存在诸多痛点，专业、科技与服务的三维升级是个险渠道突破方向。个险渠道目前虽承压，但具备其他渠道没有的三大核心优势：在与客户互动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个险渠道是串联险企生态的中间枢纽;个险与险企的联系较银保、经代等渠道更为紧密。服务模式的升级是转型的另一大突破口，险企正从单一的产品销售向“保险+服务”的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

        事实上，尽管去年头部险企的银保渠道业务呈爆发式增长，但多家上市险企管理层明确表示，个险渠道仍将充分发挥核心渠道作用。

        新华保险总裁、财务负责人龚兴峰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公司对于个险作为核心渠道的定位从来没有改变，现在不变，未来也不会改变，个险渠道仍然是公司最重要的核心渠道。

        中国人寿总裁助理兰永洪也表示，个险是公司的核心渠道，是整个公司业务发展的基本盘，银保则是公司战略发展的关键渠道。在当前低利率、老龄化、客户寻求更多元稳健的家庭财富配置的背景下，公司借助寿险产品长周期的特性，在养老金融领域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当然，理性看待，个险的复兴之路并不平坦，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分析，当前个人代理人渠道式微，银保渠道表现亮眼。未来，行业可能呈现银保渠道与个险渠道多元化发展态势。银保渠道凭借其广泛客户基础和销售优势，将继续保持一定增长。个险渠道虽面临挑战，但通过提升代理人专业素质、优化服务，有望在一定程度上企稳回升，但重回巅峰难度较大。

        再现支付机构因反洗钱问题遭重罚。5月9日，据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乐刷支付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刷支付”)因反洗钱不力等多项违法行为，被罚没合计843.95万元。

        除机构处罚外，监管同步落实个人追责。时任乐刷支付相关负责人孙某，因对公司未按洗钱风险足额配备合规人员负有直接责任，被罚款5.5万元，而这，也释放了“机构处罚+个人问责”双管齐下的严监管导向。

        放眼行业，监管对支付机构反洗钱、商户管理、资金清算的高压态势已成常态。

        针对此次罚单问题以及后续整改进度，北京商报记者向乐刷支付采访，但截至发稿未获得后者回应。

        少见的是，从违规行为来看，监管明确指出乐刷支付在反洗钱履职层面的人员配备问题，根据罚单，当时任职于乐刷支付的孙某，因对相关违规行为负有责任，被罚款5.5万元。

        “这暴露其合规体系在组织顶层设计环节的问题，未根据自身经营规模和洗钱风险状况配备合规人员，导致未能有效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也无法及时上报可疑交易。”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说道，而违反商户管理、清算管理等规定，则是支付行业反洗钱领域被罚的重灾区，频频在支付机构大额罚单中现身。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年来，乐刷支付屡收监管罚单，从此前被罚违规行为来看，包括违反清算管理规定和违反商户管理规定，以及外包服务商管理违规等。

        “一般来讲，一个机构多次被罚是长期重业务轻合规问题的体现，可能合规体系建设和人员配置一直未能跟上业务扩张的节奏，多项基础合规制度执行流于形式。”博通咨询首席分析师王蓬博认为，未按经营规模和洗钱风险配备合规人员、未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给身份不明客户提供服务等违规行为，也是支付行业普遍存在的痛点，部分机构收单业务扩张速度较快时，合规工作容易被后置，或因为收单业务内卷较为严重，会有机构为了业务而忽视合规的情况存在。

        那么，对一家支付公司来说，反洗钱究竟难在哪?

        官网信息显示，乐刷支付成立于2013年，成立之初即获腾讯等知名机构投资，于2014年取得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支付业务许可证》，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银行卡收单、移动电话支付业务，并于2019年7月成功续牌。

        目前，乐刷支付以移动支付业务为基础和核心入口，主要为各行业商户提供支付平台、商户运营SaaS服务、数据营销、金融科技及人工智能等服务产品，目前业务遍布全国，合作商户涵盖餐饮、零售、文娱、美容、家装、物流、医疗等多个行业。

        乐刷支付为港股上市公司移卡旗下公司，财报显示，2025年全年，移卡实现营收33.11亿元，同比增长7.3%;归母净利润9224万元，同比增长11.9%。其中海外支付业务交易量(GPV)约50亿元，同比大幅增长323.3%。

        针对反洗钱问题，移卡财报中提到，多项因素可能影响集团的业绩及业务经营，其中就包括欺诈和虚假交易，以及公司客户、分销或其他第三方的不当行为有关的风险。

        “例如，我们向大量客户提供支付服务，故而我们可能须对客户的欺诈支付交易承担责任。我们的雇员、客户、分销管道或其他第三方的欺诈或者其他不当行为可能难以被发现或防止，这会使我们遭受财务损失及监管处罚，并且会严重损害我们的声誉。”移卡称，欺诈活动变得日益复杂，未能有效识别和解决此等风险，可能导致亏损、监管处罚甚至对业务运营进行监管限制，这将对集团业务、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随着上市银行2025年年报陆续披露完毕，信用卡资产质量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工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升至4.61%引发行业关注。

        据此前年报披露，国有六大行中除邮储银行外，其余五大行信用卡不良率全线抬升。截至2025年末，国有六大行中的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的信用卡不良率分别为2.68%、2.36%。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股份行已将不良率控制在2%以下，工商银行4.61%的数值更是超过行业均值。

        公开资料显示，工商银行信用卡不良率已连续三年快速上行，2023年至2025年分别为2.45%、3.50%和4.61%，三年累计涨幅达2.1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业务规模也在全面收缩：2025年末信用卡透支余额6975.35亿元，较2024年的7753.64亿元减少约780亿元，降幅超10%;发卡量降至1.45亿张，消费额1.83万亿元，同比双双下滑。

        业内人士分析，早年间，为抢占市场，各大银行纷纷降低了信用卡的准入门槛。部分基层分行、支行为了完成任务指标甚至大量向学生群体、老年群体发卡。近年来，随着监管趋严，叠加宏观经济下滑、互联网支付冲击等因素，信用卡用户还款能力和使用意愿均大幅下降。

        这也导致信用卡数量出现下滑。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为6.96亿张，较2024年末，该数量减少3100万张，较历史高点减少1.11亿张。

        在此趋势下，很多银行选择主动收缩。近期，多家银行信用卡中心宣布停止发行部分信用卡产品，主要包括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4月2日，中国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宣布民生多点联名信用卡、民生高德乘风联名信用卡等11款信用卡产品已停止发行;3月31日，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宣布将从5月15日起停发银联和万事达品牌的大学生青春卡。

        当前，各大银行考核普遍释放出从“重规模”转向“重质量”的信号：收紧授信、清理低效卡、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业内人士认为，未来一段时间信用卡行业将长期处于“存量精耕”阶段，风控能力、客群质量、数字化运营，都将成为各家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对工商银行而言，如何在收缩规模的同时遏制不良率攀升、修复资产质量，将是其零售业务转型的关键考验。

        低利率环境持续“摊薄”存款收益，居民资金正努力寻求新的配置方向。然而曾被寄予厚望的理财市场，并未如愿成为资金主要承接方。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市场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为31.91万亿元，虽同比增长9.51%，但较2025年末的33.29万亿元缩水了1.38万亿元。

        一边是居民“钱袋子”持续向外寻找新去处，一边是理财产品存续规模不升反降。收益持续下行、“固收+”产品大面积回撤、业绩普遍未达预期等问题在一季度集中显现，正在削弱银行理财在居民资产配置中的吸引力。

        一季度银行理财规模缩水

        一季度理财规模的缩水，在业内人士看来并非无迹可寻。华源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廖志明分析指出，今年1月，银行发力存贷款，理财经理可能引导客户阶段性赎回理财来对冲存款规模，加之对理财收益“打榜”乱象的规范，对规模增长产生了暂时性影响;2月受益于存款利率走低和春节前年终奖效应，规模有所回升;3月则因季末冲存款及理财净值回撤，规模再度下滑。

        从资产端来看，一季度理财市场的波动并非孤立事件。受国际局势变化影响，3月份大类资产同步调整，部分配置了权益资产的“固收+”及混合类产品净值出现阶段性回撤，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季末赎回压力。与此同时，中小银行存款利率上调、险企加力推销分红险，也对理财资金形成了分流效应。

        不过，业内普遍将这一变化视为短期现象。中信证券分析认为，随着季末因素消退及银行年初业务冲刺压力减轻，前期回流表内的活期存款以及大量到期的定期存款，有望在“利差驱动”下重新流向理财市场，带动二季度规模显著回升。廖志明预计，2026年全年理财规模将增长3万亿元左右，其中4月单月或将增长约2万亿元。

        从历史数据来看，一季度理财规模缩水确有季节性因素。2024年3月和2025年3月，理财规模分别下降了0.9万亿元和1.1万亿元，今年3月的回落幅度虽有所扩大，但仍在可预期范围内。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何在低利率环境下资金寻求新出路，理财市场反而“掉队”。

        “低收益+高波动”　理财产品吸引力之困

        如果说规模波动是短期因素所致，那么理财产品吸引力减弱则是更深层次的隐忧。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开放式固收类产品平均兑付收益率为2.23%，环比下跌0.14个百分点，落后业绩比较基准0.69个百分点;封闭式固收类产品平均兑付收益率为2.47%，环比下跌0.18个百分点。进入3月，情况进一步恶化，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仅1.01%，较2月的2.11%和1月的3.71%大幅下行。

        收益率下行的同时，理财产品净值波动明显加剧。过去被视为“进可攻、退可守”的“固收+”产品遭遇大面积回撤。有投资者反映，其投入近7000元购买的一款“固收增强理财产品”，截至3月23日回撤已达0.81%;另有投资者仅3月25日单日就累计亏损逾1400元。

        从底层资产收益率来看，目前市场上优质信用债、高等级城投债等固收类资产收益率已多数滑落至2.5%下方。扣除约0.5%的刚性费率成本后，真正能传导至投资者端的预期收益率仅在1.8%至2.0%区间徘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难以与投资者对“类存款”稳定收益的心理预期相匹配。

        面对这一局面，理财公司正陷入两难：要么拉长久期、下沉信用以博取票息，要么跨出纯债类资产的“舒适圈”，通过权益类资产增厚收益。但后者在市场剧烈波动下，反而可能成为净值的拖累项。据一份第三方销售机构统计，今年以来至3月末，混合类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仅为1.35%，权益类产品则暴跌至-8.42%。

        “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信任正在经历考验。”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喜认为，居民资金外流的核心诉求是寻找更高收益，但当付出流动性丧失、净值波动的成本超过收益增益时，理性选择自然是观望或转向其他资产。

        普益标准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市场新发理财产品7537款，环比增加318款，呈现“量增价跌”态势。开放式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环比下跌0.13个百分点至1.78%，封闭式产品平均业绩比较基准环比下跌0.03个百分点至2.36%。与此同时，年内已有超2000只理财产品下调了业绩比较基准，部分产品降幅达100个基点。

        在市场波动和信任下滑的双重压力下，理财公司的应对策略也面临挑战。有分析人士指出，传统“债券打底”策略的收益空间已被极度压缩，理财行业亟须拓展多资产、多策略的投资能力，通过分散化投资降低单一资产波动冲击，合理设定业绩比较基准，避免过高基准引发预期落差。与此同时，加大投资者陪伴与投教力度，帮助客户建立对净值化产品的理性认知，同样是修复信任链条的重要一环。

        值得关注的是，在整体规模下滑的背景下，混合类产品一季度实现了逆势增长，存续规模达0.98万亿元，环比增长12.64%。这一结构性变化折射出投资者在低利率环境中为增厚收益而增加权益类资产配置的潜在需求。与此同时，代销渠道也在持续下沉——全市场已有617家机构跨行代销理财公司产品，新增机构已触达广东、云南、广西、新疆等地三线以下城市及县域的城商行、农商行，甚至农信社。

        专家表示，理财市场能否重新赢得居民信任，取决于理财公司能否在低利率环境中找准定位，在收益与风险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披露行政处罚信息公示表显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存在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未按规定报告可疑交易两项违法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对华安证券予以警告，并处以罚款44.1万元，上述两项违法行为均指向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

        今年3月底，华安证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了公司反洗钱工作，称公司已按反洗钱法律法规和工作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工作管理机制，在组织架构、制度体系、客户尽调等方面不断完善反洗钱工作的各项内容，依法履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

        被罚后不久，华安证券便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加强客户账户管理，落实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充分保护客户的资金与交易安全，华安证券持续推进存量客户账户分类管理工作，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账户进行分批实行休眠管理。

        反洗钱罚单只是华安证券合规问题之一。记者注意到，2025年以来，华安证券收到的监管罚单涉及经纪、私募托管、期货等多个业务板块。2025年1月，华安证券合肥高新区证券营业部未采取有效措施严格规范员工执业行为，存在营业部员工长期使用办公场所电脑进行代客理财下单操作的情况，安徽证监局对营业部及其员工李杰出具警示函。

        上述员工违规行为发生不久，华安证券再次领罚。2025年3月，华安证券未能有效规范研究所个别工作人员执业行为，安徽证监局决定对其出具警示函;2025年9月，华安证券成都东大路证券营业部未按规定对员工在职期间的廉洁从业情况予以考察评估，被四川证监局出具警示函。

        私募方面，因部分制度规定的可执行性不强，部分产品的合同审查和准入管控不严格、信息披露复核不到位、未在基金定期报告中出具托管人报告、重大事项报告不及时，安徽证监局对华安证券及其私募基金托管人刘家乐出具警示函。

        上述监管罚单之下，华安证券在去年迎来营收、净利润大幅增长，实现总营业收入50.68亿元，同比增长31.11%，实现归母净利润21.08亿元，同比增长41.92%。华安证券如何看待监管处罚背后的合规风险?2025年年度报告提到，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合规管理工作制度并得到有效执行，能够实现公司合规管理工作目标。

        近期，民生银行(3.710, -0.01, -0.27%)、农业银行(7.000, 0.00, 0.00%)等多家银行停发旗下部分信用卡，《中国经营报》记者梳理发现，停发主要以联名卡为主。

        陆续停发

        民生银行信用卡中心近期发布公告表示，民生多点联名信用卡、民生万事达多点联名信用卡等共计11款信用卡停止发行，相应产品权益活动均已到期停止。自2026年5月18日起，持有上述停发卡种的客户补卡、换卡或到期续卡时，将更换为相同品牌、同级别的民生标准信用卡。

        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3月31日发布公告表示，因业务调整，2026年5月15日起，该行将停发银联和万事达品牌的大学生青春卡。上述信用卡产品停发后，该行线上及线下网点等各渠道均不支持申请，但存量卡仍可正常使用。此前，该行曾公示4月16日起停发天柱山信用卡。

        广发银行近期公告显示，自2026年4月1日起，将下线广发广东广电网络(3.550, -0.02, -0.56%)(维权)联名卡产品，并同步停止受理上述信用卡产品挂失重制、更换卡、到期更新卡业务;自2026年2月11日起，下线广发乐享信用卡、广发E享信用卡等5款卡产品，同步下线配套的分期服务产品乐享财智金、薪惠金。

        除此之外，交通银行(6.910, -0.01, -0.14%)、武汉农商银行也于今年发布公告表示停发多款信用卡产品。

        记者与上述部分银行确认停发原因，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邮储银行(5.060, -0.01, -0.20%)研究员娄飞鹏告诉记者：“银行密集停发信用卡，特别是联名信用卡，或源于多重压力叠加。信用卡市场已基本饱和，市场从增量转向存量竞争。同时，信用卡资产质量承压，不良率攀升，银行被迫清退低效产品以控制风险。再者，联名卡合作成本高昂但转化率低，成本收益失衡，银行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最后，监管政策收紧，要求银行不得将发卡量作为主要考核指标，推动行业从规模扩张转向精耕细作。”

        向综合服务转型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2025年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为6.96亿张，较2024年年末减少3100万张。

        从发展趋势看，娄飞鹏表示，目前银行信用卡业务规模收缩，多家银行发卡量持续下滑，消费交易额减少;同时，出现资产质量恶化、不良率攀升的情况，部分银行加大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另外，目前银行信用卡业务存在营利模式单一的问题，过度依赖分期手续费。

        娄飞鹏建议，银行需要从规模导向转向价值导向，深耕存量客户，通过数据精准画像实现差异化授信;强化场景融合，将信用卡业务嵌入财富管理、消费贷款等综合金融服务;推进数字化转型，减少线下冗余机构，优化线上服务体验;加强合规与风险管控，平衡业务发展与资产质量，构建可持续的营利模式。

        某位华北地区银行从业人士告诉记者，当前银行信用卡业务需彻底告别规模扩张模式，转向精细化。银行应清退低效联名卡等产品，优化产品矩阵，聚焦优质客群，实行动态差异化授信，严控风险。同时，银行应深耕消费场景，结合本土需求与政策导向，打造“金融+生活”生态，融合零售全业务，实现从单一支付工具向综合服务载体转型。

        部分中小银行正在为其铤而走险的揽储行为付出代价。今年以来，网商银行、泉州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因“返利吸存”“不当吸收存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被处以百万元级罚单。在净息差持续收窄、存款分流的背景下，部分中小银行为稳住负债规模，屡屡以违规手段触碰监管红线。如何平衡发展冲动与合规底线，实现稳健经营，已成为它们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

        触碰“返利吸存”红线被罚

        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披露的行政处罚信息将浙江网商银行推向舆论焦点。这家由蚂蚁集团发起成立的民营银行巨头，因“返利吸存”等违法违规行为，被处以130万元罚款，相关责任人黎峰被警告。网商银行官网显示，作为一家科技驱动的银行，该行不设线下网点，让每一部手机都能成为便捷的银行网点。

        “返利吸存”并非新生违规手段，其本质是通过赠送实物、积分或返现等方式变相提高储户收益，突破存款利率自律上限，属于监管部门明确禁止的揽储行为。

        2021年发布的《商业银行负债质量管理办法》明确，商业银行应当严格执行存款利率和计结息管理及规范吸收存款行为等有关规定，不得采取违规返利吸存、通过第三方中介吸存等违规手段吸收和虚增存款。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吸收存款的，应当遵守相关监管规定。

        此次网商银行被罚并非个例。开年以来，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违规揽储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大。据企业预警通统计，2026年以来针对银行非法吸收存款，监管部门开出了20张罚单。1月，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上海分行因违规通过第三方吸收存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罚715万元;2月，泉州银行因不当吸收存款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罚625万元。

        揽储竞争下“加价找优势”

        网商银行、泉州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等银行被罚，折射出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共性困境——揽储竞争日趋激烈，部分中小银行铤而走险触碰合规红线。

        “相比大型银行，我们缺乏品牌优势。如果存款利率不具备竞争力，客户很难选择我们。对于银行来说，要想做大规模，首先得吸收足够多的存款，这样才能有足够的资金放贷款。我们非常渴望客户把账户开在我行，这样后续可以开拓更多业务。”一位不愿具名的中小银行人士告诉记者。

        业内人士表示，部分中小银行给客户提供的可选存款品种通常较为有限，缺乏维护存量客户、拓展增量客户的有效抓手。不仅如此，在存款利率持续走低背景下，部分存款资金分流到理财产品中。除了存款“加价找优势”外，部分中小银行没有更好的手段来维持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存款分流与净息差收窄对中小银行形成双重挤压。一方面，存款流失导致中小银行负债规模收缩，影响其信贷投放能力;另一方面，为稳住存款规模，部分中小银行被迫通过返利吸存等违规手段变相抬升负债成本，陷入“违规揽储—成本高企—风险加剧”的恶性循环。

        需构建可持续负债管理体系

        “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是金融监管部门2026年的重点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此前表示，要着力提升强监管严监管质效。加快健全金融法治，精准规范高效执法，不断提高监管能力。引导银行保险机构树牢正确的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降本增效、苦练内功，努力实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大力规范市场秩序。

        在全面加强监管、利率下行、存款分流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如何平衡揽储需求与合规底线，实现稳健发展?业内人士认为，需从合规整改、负债优化、业务转型三方面发力，构建可持续的负债管理体系。

        “银行应通过更优质的产品和更完善的服务供给，来吸引客户、留住客户。例如，稳定可靠的代发工资业务、高效便捷的结算网络以及优质资管产品，而非米面粮油、贴息券等。”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说。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对于单家银行而言，面对存款利率不断走低的现实情况，需要通过提高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来增加存款来源，更好地服务客户。在发展存款业务方面，需要跳出花样揽储的思维框架，通过做好支付结算、代理金融等沉淀业务，充实存款来源。

        作为广东省资产规模最大的上市农商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广州农商行”，01551.HK)正面临着营收持续下滑、不良贷款率上升的经营压力。近日，广州农商行发布的2025年年报显示，该行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153.90亿元，同比下降2.79%;归母净利润21.22亿元，同比增长1.98%。

        营收连续四年下滑

        从广州农商行过去几年的综合业绩表现来看，2025年的营收已是连续第四年下滑，营收规模从2021年的234.8亿元逐年下滑至153.90亿元，整体降幅达34.5%;2025年的归母净利润虽扭转了前两年下滑的趋势，但与2021年的31.75亿元相比，仍然下降了33.2%。

        这意味着在“十四五”期间，广州农商行的营收和归母净利润两项核心经营指标，不仅没有实现增长，反而大幅下滑，该行整体经营状况持续面临压力。

        在“十五五”时期发展战略规划中，广州农商行提出，到2030年该行要在规模、效益、资产质量等方面实现综合实力处于全国中小银行第一梯队。在过去五年相对不理想的业绩基础上，该行在接下来的五年中，首先要扭转营收逐年下滑的颓势，还要增强盈利能力，持续改善资产质量，才能实现发展目标。

        广州农商行是广东省内首家上市的农商行。2017年6月，该行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截至2025年末，该行资产总额为13800.08亿元，较2024年增加176.01亿元，增幅1.29%，这一增速相比上一年有所放缓，2024年该行的资产总额增速为3.68%。

        2025年，广州农商行的归母净利润之所以能扭转下滑趋势，实现小幅增长，主要原因是减少了信用减值损失计提，2025年这一项的计提为72.76亿元，相比2024年的77.69亿元减少约4.93亿元，因此增厚了净利润。

        依然超过70亿元的信用减值规模，削弱了广州农商行的风险缓冲空间。2025年末，该行的拨备覆盖率从上年末的184.34%降至161.85%，下降22.49个百分点，已临近120%-150%的监管合理区间。作为核心风险指标，拨备覆盖率被看作是银行抵御未来风险的屏障，持续大幅消耗，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广州农商行需要关注这一指标的下滑状况。

        广州农商行的营收连续四年出现下滑，主要原因与大多数中小银行一样，均受到利息净收入增长乏力的影响。2025年，该行实现利息净收入136.89亿元，同比仅增长0.54%;受降息大环境、政策引导金融机构让利实体经济等因素影响，该行净息差在2025年末已下滑至1.08%，相比2024年末下降3个基点，相比2021年末的2%，已下降92个基点。

        在业务结构方面，作为服务地方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广州农商行坚持“支农支小”发展定位，在保持对公业务核心地位的同时，加大对小微企业、科技金融及绿色金融领域的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末，该行5000万元以下中小微企业信贷余额682.2亿元，占对公贷款的16.3%，中小额贷款连续两年增速超15%;涉农贷款达420亿元，服务涉农客户超2.2万户。

        广州农商行在年报中表示，近年来该行强调走特色化经营之路，加快提升中小额资产业务与营业网点综合竞争力，压降大额授信，已经取得一定成效。截至2025年末，该行公司贷款业务的不良贷款率为1.2%，相比2024年末下降0.32个百分点，不良贷款金额也减少约14.44亿元。

        对公业务不良率下降，主要是由于广州农商行在过去几年持续进行大规模不良资产处置。2025年12月，该行宣布以约65折、122.5亿元的交易对价向广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州资管”)完成出售一批不良资产。这是该行连续第三年向广州资管“甩卖”不良资产，且每年交易规模均超百亿元。

        个贷不良率攀升

        广州农商行虽然通过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让该行对公业务的风险有所缓解，但并未完全消除风险隐患。最近几年，该行的不良贷款率呈现波动，并未整体向好。截至2025年末，该行不良贷款率为1.86%，较2024年末上升0.20个百分点。此前，该行2024年末的不良贷款率相比2023年末曾有所下降，如今又出现反弹。

        业内人士认为，广州农商行不良率出现回升，表明该行通过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来改善资产质量的方式未能持续见效，结构性风险在积聚后仍然在释放，要真正提高资产质量，还是要加快实质性贷款投放，并调优资产业务结构，稳定利息收入基本盘，同时也要拓展稳定负债来源，优化负债业务结构。

        相比对公业务，广州农商行目前的业务风险主要集中在零售板块的个人信贷领域：不仅不良贷款率大幅升高，不良贷款金额也在快速增加。截至2025年末，该行个人贷款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至4.12%，相比2024年末大幅上升1.23个百分点;个人贷款不良金额达到80.21亿元，同比增加25.93亿元，已占到该行总不良贷款金额的61.24%。从近几年来趋势看，广州农商行个人信贷业务的资产质量呈现出持续下滑趋势。

        在不良贷款率上升的同时，广州农商行的关注类贷款占比也在提高。截至2025年末，该行关注类贷款占比高达6.49%，同比增加0.04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金额为458.18亿元。业内人士认为，如管理不善，这部分贷款有可能向下迁徙为不良贷款，持续推高该行不良率，对其资产质量形成更大压力。

        针对如何扭转营收持续下滑颓势、关注类贷款的迁徙率与潜在风险、将采取哪些措施优化个人贷款资产质量等问题，记者向广州农商行投资者关系部门发送了采访请求，截至发稿，该行暂未回复。

        与大多数在港股上市的内地中小银行相似，广州农商行的股价近年来也处于低迷状态，自上市后表现不佳。Wind数据显示，2025年广州农商行股价长期位于1.36-1.91港元/股区间，全年成交额不到一千万港元，还有一些交易日成交量为零，市场关注度较低，流动性不足。

        截至4月2日收盘，广州农商行股价收于1.51港元/股，当天下跌1.95%，相比5.1港元/股的发行价，已大幅下跌约70%。

        险企正经历一场针对“客户尽职调查”合规性的监管风暴。4月6日，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日多家险企接连收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出的大额罚单，直指客户尽职调查不到位、可疑交易报告不合规等核心违规问题。

        密集处罚背后，是保险业反洗钱监管力度的升维，也暴露出险企在反洗钱合规管理方面的系统性短板，整个行业正迎来反洗钱履职的全方位大考。如何筑牢反洗钱第一道防线，已成为险企亟待破解的新命题。

        多家险企反洗钱内控短板暴露

        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因其资金交易频繁、产品形态多样的特点，成为洗钱分子可能利用的渠道之一。由于保险产品的交易流程更复杂，一旦内控管理出现疏漏，极易被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近期监管部门公布的行政处罚信息，就清晰呈现了险企反洗钱内控短板。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信息公示表显示，都邦财险因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与其进行交易，被罚40万元。

        无独有偶，3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发布了罚单，剑指财信吉祥人寿。罚单显示，该公司的主要违法违规事实(案由)为：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未按照规定报告可疑交易，被罚款61.5万元。同样在3月27日，中宏人寿因未按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未按规定报告可疑交易，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罚款146.8万元。

        险企因涉及未按照规定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等原因密集被罚款，与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形成时间上的呼应。可以看出，监管层正以“零容忍”姿态，向全行业重申反洗钱第一道防线的严肃性，通过强化执法力度，倒逼险企重视并补齐内控短板。

        客户尽职调查是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核心环节，也是识别异常情形、阻断洗钱活动的重要防线。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付一夫表示，密集罚单背后，暴露出险企反洗钱合规管理的系统性漏洞。未能进行有效的客户和受益人尽职调查，导致无法确认客户信息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而导致未能识别和监测异常交易行为，如大额现金交易、跨境资金转移等。

        新规下如何守好合规关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各类犯罪与洗钱活动相互交织渗透，洗钱领域也逐渐向保险机构延伸。近几年，监管对保险业反洗钱逐步加强，行政处罚力度不断升级。

        细看险企被罚原因，大多因存在未依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未能及时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等不规范业务经营行为。作为金融业重要成员，保险公司应如何防止非法分子钻空子，尤其是在新版《管理办法》严监管背景下，如何堵住内外疏漏，扛起反洗钱大旗?

        浙大城市学院副教授、中国城市专家智库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林先平建议，险企销售端需强化客户身份识别，完善投保环节的尽调流程，加强代理人合规培训，可引入更严格的可疑交易筛查工具;赔付端需加强资金流向监控，对大额或异常赔付实施更审慎的审核，建立赔付环节的反洗钱风险评估机制，确保交易背景真实合规。

        对于险企来说，这些举措是顺应新一轮监管趋势的必然选择。林先平指出，当前，金融反洗钱监管升级为“全景式、穿透式、智能化”的长期工程，将对行业产生深远影响：一是推动险企全面整合内外部数据，提升风险识别精准度;二是促使行业加大科技投入，利用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监测系统;三是强化跨机构、跨行业协同，形成更高效的风险联防机制;四是倒逼险企重塑合规文化，将反洗钱要求深度嵌入业务流程，最终提升行业整体风控水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行业现状与格局部分，蒋骁从《资产评估法》中的定义出发，介绍了资产评估业务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并结合行业相关数据，向同学们阐述了当前业务的规模体量与分布特征。关于资产评估机构的主要业务，他指出，央国企改革服务、资本市场业务、财务报告评估及其他传统评估业务仍构成行业主体;与此同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的机构正依据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化业务，涵盖无形资产评估、绩效评价、投后评价、财务咨询、数据资产咨询及ESG咨询等领域。

        在执业热点与难点部分，蒋骁重点解析了并购重组业务中的估值问题。他介绍，2024年以来，“新国九条”“科八条”“并购六条”等政策相继出台，显著推动了并购重组业务的快速发展。政策利好、投资人退出压力及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共同促成了本轮并购热潮的新特征。以芯联集成收购芯联越州为例，蒋骁分析了“科八条”出台后出现的亏损上市公司并购亏损标的这一特殊现象，并由此探讨了新业务模式下估值思路与方法的创新。他强调，估值包容性并不等同于盲目接受高估值，而是基于商业逻辑的估值理念与方法创新。

        在行业研究与展望部分，蒋骁提出三个值得持续探索的方向：其一，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在评估领域的应用，包括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参数预测、风险识别与预警以及自动化报告生成等;其二，深入研究并推动评估方法的创新，既包括对传统方法中参数的优化改进，也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特殊行业的估值思路创新;其三，开展对数据资产等新型无形资产的评估探索，探讨如何合理衡量账面上未充分反映的无形资产价值。

        此次讲座以实务界的视角，为同学们补充了课堂之外的专业知识。从解析当前业务结构，到展望前沿探索方向，金证评估致力于帮助大家更深刻地认知所学专业与所处行业。未来，公司将继续携手高校，推动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为行业输送更多具备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专业人才，共同助力资产评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科创信息(300730.SZ)信披违规违法一案处罚落地。近日，科创信息披露收到湖南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时任三名负责人受到警告，并被罚款合计370万元。叠加业绩恶化窘况，科创信息正面临合规与经营的双重考验。

        本次处罚源于一起涉案金额过亿元的合同诈骗案。2024年7月，科创信息公告，公司于2023 年 4 月与大有数字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有科技”)分别签订了两份合同，合计金额人民币1.11亿元，但大有科技支付两笔合计889.26万元的货款后再未支付任何款项。公司在催收回款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并于2024年4月向长沙市公安机关报案并获立案。

        该案涉及两家公司间的服务器及应用软件销售业务。2023年，科创信息在明知该项业务中自身“不具有对商品控制权”的情况下，仍违规采用总额法确认收入，同时公司在编制合并财务报表过程中错误调整上述业务金额，导致公司2023年半年度报告严重失实——虚增营业收入4632.02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收入的33.57%;虚增营业成本3260.16万元，占当期披露营业成本的33.57%;虚增利润1279.21万元，占当期披露利润总额的71.94%。2024年4月27日，科创信息对公司前期财务数据进行了更正。

        鉴于上述违规违法情况，湖南证监局对科创信息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对时任董事长费耀平、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李杰分别处以80万元罚款，对时任财务经理龙仲处以60万元罚款，合计罚没370万元。同花顺资料显示，费耀平、李杰目前仍在公司原岗位任职。

        除了证监局作出行政处罚，深交所也于3月17日对公司及三名当事人作出了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决定。科创信息表示，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情况，公司的信披违法违规行为不触及强制退市或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各项经营活动和业务均正常开展。

        除合规漏洞外，科创信息同时面临业绩持续恶化的窘况。2023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1.62亿元，同比暴跌775.19%;2024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亏损6382.3万元;2026年1月底，公司发布的2025年度业绩预告显示，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1.2亿元至1.6亿元，这意味着公司或将连亏三年。此外，公司的现金流趋于紧张。科创信息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前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有所回升，但仍为负值，约为-1.02亿元。与此同时，公司货币资金从年初的1.01亿元锐减至3941.47万元，降幅超60%。

        今年以来，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发行遇冷。

        Wind数据显示，已有约40只理财产品宣告无法成立，核心原因均为募集金额未达发行规模下限。

        产品收益下行、同质化严重、投资者观望情绪浓厚，让不少封闭式固收类产品募集遇冷。面对困局，理财公司正一边加强投资者陪伴、解读市场波动，一边加速产品创新，试图破解同质化难题。

        未达到发行规模下限

        Wind数据显示，按照“未成立”“不成立”“发行失败”等关键词搜索，今年以来理财产品宣告不能成立的公告数量约为40则。从发布公告的理财公司看，华夏理财今年以来有十余只产品未能成立，苏银理财、汇华理财、浦银理财也有部分产品未能募集成功。

        对于未成立原因，上述理财公司公告均表示，在认购期内认购总金额未达产品说明书的发行规模下限。相关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显示，其发行规模下限从500万元到5000万元不等。

        理财产品为什么要设置发行规模下限?

        苏银理财表示，如果产品规模较小，可能会无法覆盖产品投资、运营的基本费用，或导致每份额理财产品所要承担的费用成本相对较高;投资者的大额申购或赎回可能会导致产品总规模有较大幅度的变动，底层投资的相关操作就会受到影响;也可能会使产品有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当面临投资者的大额赎回时难以及时变现，从而影响理财产品的正常运作。

        收益率近年来持续下行

        从产品名称来看，未成立的理财产品多为封闭式固定收益类产品，封闭期集中在一年左右。产品的同质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投资者的“审美疲劳”。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多只理财产品未能成立，反映了投资者风险偏好与产品供给的错配。在低利率的市场背景下，投资者对净值波动更为敏感，对新发产品的信心不足，观望态度浓厚。

        娄飞鹏还表示，理财产品投资资产以固收类资产为主，此类资产的低利率带动理财产品收益率近年来持续下行，削弱了投资者认购意愿。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近期有多只理财产品募集规模达不到发行规模下限。

        产品创新与投资者陪伴并举

        针对理财产品存在的同质化困局，理财公司已形成共识，要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产品的底层逻辑。

        例如，针对近期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多家理财公司发布了致投资者的一封信。信中对近期市场波动的原因进行了解读，还对投资者该如何应对提出了建议。另外，多家理财公司的产品团队在发行阶段就加强与消费者保护团队的协作，将投资策略等专业内容“转译”为投资者听得懂、易接受的投教材料。

        除了投资者陪伴以外，多家理财公司在旗下产品的代表性、首创性、独创性方面下功夫，深耕多资产多策略，推出创新性更强的理财产品供投资者选择。

        如北银理财高远系列理财产品，以银行存款、利率债、信用债、ABS等固收资产为底仓，叠加优先股配置策略、打新策略、REITs投资策略等增厚收益，目前已成为该公司的代表产品系列之一。

        招银理财“全+福”系列产品包括红利+、量化+、黄金+、全球+等多个策略方向，在不同的市场周期中保持了较好表现，为不同风险偏好的客户提供差异化的含权解决方案。

        近期，多家银行理财子公司发布公告称，新发理财产品因认购金额未达到产品说明书约定的发行规模下限，导致发行失败。其中，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成为发行遇冷的“重灾区”。

        多位业内人士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上述现象是供给端、需求端、渠道端与市场环境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低利率环境下，固收类产品的收益空间被压缩，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大幅减弱。此外，理财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产品供给与投资者需求错配，也导致产品发行遇冷。

        针对上述现象，受访人士认为，理财公司应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优化产品布局、完善渠道建设、加强投资者陪伴等方面主动求变。

        年内多款理财产品发行失败

        3月25日，信银理财发布公告称，信银理财安盈象固收稳益封闭式332号理财产品因认购金额未能达到该理财产品说明书规定的规模下限(人民币500万元)，根据说明书约定，该期理财产品不成立。

        上海证券报记者查询Wind数据发现，理财产品因募集规模未达下限而发行失败的案例不在少数。据不完全统计，年初至今，全市场已有36款理财产品发行失败，较去年同期大幅增加。其中，多数为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且以封闭式产品居多。

        普益标准监测的数据显示：2026年2月全市场共新发2018款理财产品，环比减少522款，其中397款为开放式产品，其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1.85%;1621款为封闭式产品，其平均业绩比较基准为2.35%。

        存量市场方面，也有不少理财产品发布公告提前终止。例如，平安理财3月24日发布公告称，经产品管理人综合评估产品实际运作情况，根据理财产品说明书中对应条款的约定，将于2026年3月31日提前终止旗下四款固收类理财产品。3月初，中银理财发布公告称，鉴于旗下三只理财产品存量规模较小，为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决定于2026年3月11日提前终止上述三只产品份额。

        收益水平吸引力下降

        在受访人士看来，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发行频频“折戟”，是市场环境、投资者需求、产品设计及行业竞争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市场利率走低，压缩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空间。“最近不少银行理财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进行了下调，对投资者来说，现在的收益水平吸引力确实有限。”一位银行理财投资经理向上海证券报记者坦言。

        投资者需求与产品供给不匹配，进一步加剧了理财产品的遇冷现象。“理财产品募集失败案例增多，反映了投资者风险偏好与产品供给的错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存款利率下行推动资金寻求更高收益，投资者对净值波动更为敏感，尤其是在近期多类资产下跌的环境下，投资者对新发产品持观望态度。封闭式固收类产品流动性差、期限长，与当前投资者追求灵活性的需求匹配度较低。

        此外，产品同质化严重、核心竞争力不足，也是部分产品发行失败的重要原因。博通咨询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对上海证券报记者表示，当前理财市场上产品同质化明显，加上投资者更看重流动性，对封闭期较长的产品接受度下降，同时渠道推广和客户适配度不足，共同导致这类产品募集遇冷。

        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博弈

        《中国银行(5.570, -0.01, -0.18%)业理财市场年度报告(2025年)》显示，截至2025年末，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29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5%。全市场共存续4.63万只产品，并且97.09%为固定收益类产品。

        虽然理财市场持续扩容，但是并非所有产品都会“叫座”。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折射出理财市场的结构性变化。

        “理财市场正从规模扩张转向存量博弈，投资者更趋理性，产品供给端也在告别粗放发行。”王蓬博认为，从供需来看，募集失败可能会成为行业的常态现象，机构不合时宜的产品设计和发行节奏更容易出现募集不达标的情况。

        理财公司该如何应对这一变化?受访人士认为，理财公司须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优化产品布局、完善渠道建设、加强投资者陪伴等方面持续发力。

        王蓬博认为，理财公司应优化产品结构，增加开放式和流动性友好的设计，同时提升投研能力，做出差异化收益特征，贴合客户需求精准发行产品。此外，控制好发行节奏，加强渠道协同和投资者陪伴，用稳健的业绩重建投资者信任，推动市场平稳发展。

        素喜智研高级研究员苏筱芮建议：理财公司一方面可强化资产配置，从“固收为主”向“多元均衡”发展;另一方面也可强化渠道拓展与理财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凭借专业投研能力与可靠的客户陪伴能力来促进资金留存、提升客户黏性。